如果只看表面，那時候的我並不算失敗。事情多、節奏快、能處理的問題也不少，帳面上看起來，該有的都有。但只要每天晚上真的坐下來，我心裡其實很清楚一件事：我一直在動，卻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是在前進，還是在撐住原地。 那一年，我身邊的人動得非常快。 有人跳槽，有人創業，有人開始談投資、談槓桿、談這一波不跟就來不及。聚餐的時候，桌上聊的永遠是「現在不做以後會後悔」、「趨勢已經很明確了」、「再慢就被淘汰」。我坐在同一張桌子旁邊，卻慢慢變成那個只聽、不太說話的人。 不是因為我沒得選，而是我選了一個很難說出口的選擇。 我沒有加碼，也沒有轉彎。我做的事情，在當時看起來非常無聊：把原本已經在跑的事情慢慢收斂，砍掉那些看起來很有未來、但會讓我晚上睡不好覺的可能性，只留下那些不刺激、但每天可以正常運作的事。 那不是一個會被稱讚的選擇。 它沒有成長曲線，沒有爆發力，也講不出什麼「三年後一定會很厲害」的故事。甚至有朋友很直接問我：「你現在到底是在等，還是在退？」我當下只能笑笑帶過，因為連我自己都不太想承認，我其實是在選一條不會出事的路。 那幾年，我最難受的不是收入或成果，而是比

那時候我對「穩」這個字，有一種近乎偏執的依賴。 不是因為我多懂，而是因為我真的不想再承擔一次判斷錯誤的後果。前面幾次選擇，沒有把我打倒，但每一次都留下痕跡。那種痕跡不是帳面上的，而是一種很細微的改變，會讓人在下一次決定時，下意識地想避開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 於是我開始告訴自己，要保守一點。 能算清楚的才碰，能解釋給別人聽的才做。只要哪個選項帶著一點模糊、一點需要相信未來的成分，我就會自動往後退一步。那時候的我，把這件事包裝得很好，對外說是風險控管，對自己說是成熟了。 我真的以為，只要夠保守，就不會出事。 表面上看起來，這套做法沒有問題。事情在推，生活也沒有失序。帳面數字沒有劇烈波動，決策過程也很「合理」。如果有人從旁邊看，大概會覺得我終於學會不亂衝了。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段時間，我其實一點都不輕鬆。 我開始發現，做決定變得越來越慢。不是因為我看得更遠，而是因為我越來越擅長幫自己找「不要動」的理由。每一個選項，我都能迅速列出風險，然後說服自己再等等。 久了之後，我甚至分不清楚，自己是在謹慎，還是在逃避。 真正奇怪的地方在於，我明明選的是最穩的路，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謹慎的人。做決定前會多想一層，評估風險，不喜歡冒險。只要事情能算得出來，我就覺得安心。 那幾年，我的人生沒有明顯的錯誤。工作選擇合理，生活節奏平穩。沒有豪賭，沒有亂來，更沒有做出會讓人驚呼「你怎麼會這樣選」的決定。 如果只看結果，我甚至算過得不錯。 但慢慢地，一種說不上來的疲憊感，開始如影隨形。那不是撐不住的累，而是一種很安靜、卻持續不斷的消耗。彷彿每天都在正常運轉，但內在的某個地方，卻在悄悄漏損。 我當時沒把這當成問題，因為它沒有「立即的後果」。 事情照常完成，帳面依然平衡，生活並未失控。於是，我熟練地將所有不適，歸檔為「現在沒空處理的情緒」。 後來我才明白，那是我一套熟悉的決策模式：我會自動把所有「無法立刻量化」的成本，暫時從思考中移除。 時間、心力、專注力、熱情，以及內心深處的抗拒感……這些東西太模糊，太難計價了。於是，我選擇只看那些清晰可見的部分——因為那樣，讓我感覺「可控」，感覺「安全」。 直到某一天，我猛然意識到：我並非做錯了某個選擇，而是長期以來，系統性地忽略了一整塊「不會立刻出事」的代價。 這種代價，不會在決策當

我說這件事，是我在職場裡最想打自己一巴掌的那一年這件事發生在我還在職場當全職員工的那段時間。 不是新人期那種做錯了有人幫你收尾的階段，也不是主管期那種你一句話就能決定方向的階段，而是最尷尬、也最容易被耗掉的一段位置。事情開始變多，責任開始變重，大家開始覺得你能扛，所以很多「先頂一下」會很自然地落到你身上。 我那時候在公司裡算是專案型的人。簡單講就是誰卡住我就去補，哪裡缺人我就去撐。表面上看起來是信任，實際上是把風險集中到某幾個人身上。專案一多，最容易發生的不是忙，而是你開始用忙去掩飾你其實不確定自己在推什麼。 那個案子大概在第三個月的時候，我第一次覺得不對勁。我們當時跑的是一個跨部門案子，牽涉到對外合作。對外窗口的需求一直變，對內資源又不是你說要就有。最折磨人的，是每次改需求都不是大改，是那種看似小修小補的微調，可是每一刀都切在時間表上，最後整個結構會歪掉。 我記得很清楚，那段時間我每天早上九點半坐下來打開電腦，第一件事不是回信，是打開進度表。第二件事不是看結果，是先找今天會爆的點在哪裡。那種感覺很像你在開車，但你不知道前方路況，而你唯一能做的是

那天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台北的午後有一種黏膩的靜止感。 我坐在租屋處那張邊角已經有點脫皮的電腦椅上，面前的螢幕發出幽幽的藍光。視窗開得很雜：一個是改到第十二版的品牌提案，游標在「核心價值」四個字後面狂躁地閃爍著；一個是找房網的分頁，密密麻麻的格局圖和租金數字像某種冷血的密碼；最後一個是信箱，堆滿了那種標題帶著「急件」或「確認」字眼的未讀郵件。 桌上那杯冰拿鐵早就不冰了。杯壁滲出的水珠在木頭桌面上匯聚成一攤小水窪，漫延到了桌角那本厚重的硬皮書下面。那本書叫《我在哈佛的最後一堂課》，買回來大概半年了，大多數時候它被我拿來當成滑鼠墊的支撐，或是墊在咖啡杯下，封面已經留下了一圈淡淡的、乾涸的圓形水漬。 就在我準備敲下提案的下一段文字時，手機螢幕突然亮了。 那是一個很久沒有動靜的老朋友群組。群組的名字還停留在幾年前畢業旅行時改的某個冷笑話。裡面的人我都認識，甚至可以說，我們曾經共享過最赤裸的青春。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各自進了不同的產業，有人進了體制內的安穩單位，有人在金融圈殺進殺出，有人結婚後滿口都是育兒經。大家像是在不同的時區裡運轉，雖然偶爾會在群組裡冒泡

疫情剛解封的那個月，我人在台中，天氣已經熱到走兩步就想找陰影。街上突然又開始有車潮，咖啡店的座位一位難求，連辦公室的群組都像被人灌了咖啡因一樣，訊息跳不停。 那段時間大家講話有一種共識：不快不行。 不是誰逼你，是你一抬頭就看到別人已經在跑，你會下意識覺得自己慢一步就會被留在原地。 我就是在那種空氣裡，接到那通電話的。 電話的時間我記得很清楚，下午四點多，陽光還很刺，我一邊看著窗外的光，一邊用手指在桌上敲著。對方是合作夥伴，之前疫情期間很多事都卡著，現在解封了，大家終於能面對面、能出貨、能開會，整個節奏像被拉到正常值。 他在電話那頭說得很自然，語氣也沒有什麼壓迫感，甚至還帶著一種久違的輕鬆： 「既然都解封了，我們就把那個案子重新開起來吧。時間有點緊，但我覺得可以。你看你這邊是不是也能先點頭，先動起來？」 就是這種「先點頭」最麻煩。 因為它不是一個正式的簽約，不是白紙黑字，它是一種氣氛，一種你不點頭就像你不合群、不夠積極、不相信未來會好起來的暗示。 我當下其實覺得不對勁。 那種不對勁不是理性的「風險評估報告」，比較像你走進一個房間，冷氣明明開著，你卻

那天下午三點，我一個人坐在咖啡店裡。 桌上的拿鐵早就冷了，味道苦得不像咖啡，反而比較像我那段時間的狀態。陽光從窗外照進來，店裡很亮，可我卻覺得整個人卡在一個陰影裡。外面的人來來去去，我卻像被釘在椅子上，一直反覆想著剛剛那句話。「你到底想講什麼？」那不是第一次有人這樣問我，但那一次，我心裡有個地方很明顯地塌了一下。 以前我總以為，人生變難，是因為人心變了、環境變了、關係變複雜了。直到那天，我才第一次隱約意識到，也許不是世界聽不懂我，也不是我講得不夠清楚，而是我一直用錯方式跟世界說話。只是那時候的我，還說不出錯在哪裡。只覺得胸口悶得很，一種話明明很多，卻不知道怎麼說出口的悶。 我後來回頭看才發現，只要面對重要的人，我就會不自覺變得很急、很硬。好像語氣不站穩一點，自己的情緒就會露出來。於是我把想說的事包得很理性，講得像在解題目，把真正的心意藏在句子後面，希望對方自己能懂。 結果通常剛好相反。對方聽懂了我的邏輯，卻接收不到我的感受。我越解釋，距離越遠。我越努力，世界越像往後退了一步。那時候我一直以為這只是個性，後來才慢慢發現，其實那是一種長期養成的慣性。

那是一個沒有任何警訊的晚上。不是大失敗，也不是情緒潰堤，只是事情一件一件堆著，時間一格一格往前走，而我突然發現自己卡住了。 電腦開著，訊息亮著，待辦事項還在那裡。照理說，我應該再撐一下。過去很多年，我都是這樣過來的。 事情來就接，角色來就演，責任來就扛。我很少問自己撐不撐得住，只在意「現在停下來會不會很難看」。 那段時間，我其實已經很疲憊了，只是習慣忽略。因為只要一停，就會浮現很多聲音會不會被覺得不夠努力會不會讓人失望會不會被貼上「退縮」的標籤。 所以我一直往前推。不是因為事情真的非做不可，而是因為我不想承擔那些評價。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沒有照這個模式走。 我把一件本來要硬撐完成的事，往後挪了。沒有解釋太多，也沒有找理由，只是單純地停下來。 我很清楚這個選擇不會被所有人理解。甚至我自己，都花了一點時間適應。 奇怪的是，什麼都沒有發生。世界沒有因此變糟，關係也沒有立刻破裂。只是那一刻，我身體很明確地感覺到我好像終於不用再證明自己了。 那不是快樂，而是一種陌生的鬆。像是一直用力抓著什麼，突然放手，反而一時之間不知道要怎麼站。 後來我才慢慢意識到過去很

那段時間，我其實沒有什麼好抱怨的。我是你們最熟悉的阿飛。在當時的職場生活裡，一切看起來很「穩」：工作持續推進，行程表完美到令人安心，每天醒來都知道該回誰的訊息、該把哪個案子往前推。外人看來，這大概叫順風順水。 但我知道不是。有一種低頻的、持續的不舒服感，像一台長時間運轉卻無聲的機器，內部溫度正在悄悄升高。 我那時把這種狀態稱為「成熟」與「負責」——學會把感覺延後，把情緒擱置。直到後來讀了塔勒布的《反脆弱》，我才猛地意識到，自己正掉進一個追求過度秩序的陷阱裡。我所踐行的，不是強大，而是一種害怕波動、追求絕對穩定的生活方式，這恰恰讓自己變得極為脆弱。 過度的穩定，是一劑慢性毒藥。 在那段經驗裡，我最擅長的事，就是把「不舒服」當成一種背景噪音處理掉。累了，就告訴自己再撐一下；空了，就用新的行程把它填滿。我像一件過於精密的瓷器，被小心安放在天鵝絨襯裡的盒子中，任何一點計劃外的波動或情緒，都需要我用更大的力氣去壓制，只為維持表面那完美的平衡。我拼命地降低所有風險，結果卻是對任何變化都異常敏感。 直到我的身體先開口說了「不」。 那不是一場大病，而是一種全面的